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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新闻采访的伦理抉择

2013年04月23日 ⁄ 共 3464字 ⁄ 字号

每天翻开报纸杂志,点开新闻网页,打开电视广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灾难性新闻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总能看到一篇篇新闻报道,看到新闻工作者们不顾个人安危在灾难现场为我们带来即时状况。

灾难性新闻从被认为是负面新闻报道而受到诸多限制,到近几年成为各家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争相报道的热门新闻。这看似只需要一支笔、一支话筒就能完成的采访工作,因其灾难性涉及人伦的特殊性,每个新闻工作者总是会遇到或多或少的新闻伦理性问题。

在传播学的理论中,新闻传播者主要享有以下五种权利: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新闻来源保密权、安全保护权。采访是指为采集新闻而进行的调查或访问活动,而采访权是指记者可以通过一切正当的手段自由地采访新闻的权利。这一权利意味着记者有权采访一切人,有权采访一切事,有权出入各种场所,有权运用各种采访技术和采访手段。目前,全世界都承认“记者有采访的权利和搜集信息的权利”,法律也都规定了这一权利。没有记者的采访权,受众的知闻权、获知权、监督权就无法兑现,记者的报道权、批评权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记者过分地滥用采访权,也有很大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它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使公民成为“透明人”;也可能使国家“透明”,进而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全民利益。

传播与反馈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以信息为中介的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的操作行为。传播很重要,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受传者的反馈。

在新闻采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与被访者的人权,大多数人的知情权与少数人的隐私权,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后还有如何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伦理抉择。

●我为什么要采访他?

我认为,要解决灾难性采访中的采访与伦理之间的矛盾,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明确并且正视自己的采访初衷。

的确,在大灾难来临的现场,几乎所有的新闻工作者,记者、摄影师、摄像师甚至是司机都显得无比的亢奋,一种强烈的职业感激励着他们,将进行采访视作是彰显自我才华和展现自家媒体社会责任感,扩大社会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工作者抢着去灾害现场进行现场报道。当然大部分记者是出于想要报道好事实的想法,但最后的效果往往可能会有偏差,反而伤害了被采访者和接受信息的受众。

可是在接到任务之后,在出发之前,在开口采访之前,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先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1、 如果对方是我的家人朋友,我会如何采访?

2、 如受灾者的家人朋友看到这篇报道会怎样想?

3、 我决定采访他的真实动机是什么?

4、 这条新闻报道的新闻目的和价值是什么?

5、 我有权衡好它的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吗?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有这么一段采访故事感动了无数人,画面上的大他和小他显得是那样的坦诚、毫无隔阂。央视节目主持人李佳明在四川赈灾晚会上讲述了《郎铮的故事》,他首先讲述了他的矛盾和困惑,他接到了栏目组的任务去采访敬礼娃娃郎铮,他真不知道如何去采访这个刚从灾难中逃过一劫的小孩子,正如他自己所说,“可是我又想为郎铮做点什么,我打开网页,发现现在网页上停留的还是十几天前那一组略带恐惧的相片,可是我想说,灾难已经过去十几天了,所有人都在帮助我们,而且两天以后就是儿童节,我必须要把郎铮现在的生活告诉全国观众。”于是,李佳明和摄像前往西安,见到了在病房里的郎铮。因为同是四川绵阳人,家乡话充斥着整间病房,“这几天都是他们拍你,现在我们倒过来,我们拍他好不好?”说着李佳明把一个DV递给郎铮,和他一起做奥运会的游戏,郎铮嘴里唱着童谣,脸上是再自然不过的快乐的表情。

通过李佳明与郎铮的例子,他没有像其他媒体一样,光把摄像机和话筒对准这个刚死里逃生的小孩子,让他重新回忆并再现当时敬礼的一幕,他的采访初衷是想把郎铮现在真实的生活状态展现给所有关心他的大家,没有丝毫功利性,这种纯粹的玩耍场面,温柔的对话,既达到了采访目的,也体现了新闻价值。

不要让追求新闻报道的功利性充斥了新闻工作者的头脑。

●我应该怎样采访他?

新闻传播者的契约性责任,包括采集信息,鉴别信息,选择信息,加工信息,传播信息,搜集反馈。其中选择信息的价值尺度为: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结合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在大众传播中,受众的需要说到底是一种信息需要、精神需要。这一需要,通常还可以再细分为十大具体需求:求真、求善、求知、求新、求美、求知、求乐、求安、求慰、求富。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知新闻工作者选择新闻的方向,确定好受众能够接受的采访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在平时作好准备工作,成立专门、专业的灾难性新闻应对组。分门别类准备好不同灾难的大致采访模式,事先想好采访的思路,再结合现场进行发挥,这样可以尽量避免现场采访时出现无话可说的冷场,或者问出一些尴尬和伤害别人的问题。

其次,要尊重被访者的基本人权。记者有采访权,被访者也有拒绝权。当你看到在废墟旁痛哭的老人,你应该要做的是走过去轻声安慰他,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说,而不是赶紧把摄像机对准他。当他想倾诉的时候,你们自然能交谈,这样才是尊重他人,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人道关怀,更会赢得他人的尊重。谁愿意在镜头前回忆起悲痛的经历,失声痛哭。为什么我们不能关掉摄像机,收起录音笔,耐心倾听,多些发自内心的关怀。

另外,采访绝对不能影响到救援活动的开展。有的记者为了捕捉到埋在废墟下的灾民的镜头,居然推开面前的救援官兵,只是因为他挡住了镜头!这是多么的荒谬。还有的记者一窝蜂冲进医院争着去采访“创造生命奇迹”的幸存者,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对病人身心的影响和对医院秩序的破坏。

在采访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要传递给灾民希望和关怀,更多的是安慰和勉励。我们可以告诉他们社会上对他们的关心,鼓励他们坚强地生活下去。媒体应该要弱化处理大灾过后,满目疮痍的血腥场景,更多的是展现现场救援,让死者安息,给予生者希望。

请不要把我们的求知欲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

●我们为什么不这样采访呢?

现在的新闻工作者似乎形成了思维定势,或者说是很少有人沉下心来回顾这些年来的大大小小的灾难性新闻报道。

不是光把镜头对准灾难现场,不是光把话筒对准受灾者,不是光把目光对准遇难者家属,就能报道出备受关注的新闻。这些角度绝不是也不能成为我们新闻工作者进行灾难性采访的模板。这种追问灾民和遇难者家属,意图刻意营造灾难悲痛气氛的新闻报道是极其不人道的。

这让我想到长期任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基金会主席、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组委会主席的乔普斯瓦特先生,在第30届“荷赛”颁奖时说:“为什么着眼点经常落在生活中的阴暗方面——战争、灾难、暴力题材上呢?”,“为什么奖牌的荣誉点是授予坏消息的传播者呢?”

我们新闻工作者难道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吗?

究竟应该如何更好的进行灾难性报道,作好灾难性采访呢?

今年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牵动着全球人的心。在这里,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是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姿态。在日本大地震爆发后,通过中国媒体的报道和浏览日本的新闻网站,我发现日本的媒体和媒体人都在强调一个观点,“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国民报道他们最需要的信息。”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即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另外,灾难性新闻报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及时更新的动态消息,二是深度报道。

这里举例日本NHK电视台的做法。这里需要指出NHK是公共电视台而非国家电视台,不受政府及任何企业控制。“对我们来说,灾民最需要什么我们就播什么,完全不会以宣传谁为目的。”反观中国举办一些赈灾义演晚会,其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受灾者的心情,非要想方设法搞煽情把他们的伤痛记忆再现,弄的台上和电视机前眼泪成灾,其实这是很残忍的行为,受灾者和他们家人的心灵伤痛更难愈合。

因为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地震海啸灾害比较多,NHK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灾难报道模式。在一开始时,会警告哪些地方发生了地震,大约什么时间海啸会出现;地震发生后,便主要报道各地灾情,有哪些避难所,受灾地区的通信手段,哪个避难所需要多少水、毛毯、药品、汽油,以及各避难所的人数,告诉人们在震后怎样睡得比较安稳,哪些地区需要注意余震和海啸。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实时报道中,摄像机很少对准失去亲人的个体,去诱发他们内心的苦痛。

最后引用一句话:“这个国家的灾难观,以及她伫立在废墟上的姿态,在当下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值得研读的范本。”

危机情况下的媒体应对,体现出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更体现出媒体的姿态。

请不要让新闻工作者的灾后采访,成为灾民的新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