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凌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庄慎之发微博称,"今天知悉江艺平老师提交退休申请被批准通过了,百感交集,无以言说!"。网友纷纷留言热议,称"一个时代结束了"。
有聚就有散。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为种种原因,原《南方周末》的一批主力记者逐渐选择了离开。到2002年,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这份报纸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了。
《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一批新人在为它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但是一个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们已经谢幕。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当聚光灯亮起,他们的身影闪烁其中。他们此前的记者生涯虽然也常常直面残酷现实,但是这份报纸却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做梦的舞台,在文人和侠客的想象中超越现实快意人生。
离开了《南方周末》,在比新闻更加坚硬的现实中,他们能做些什么?
从记者到总编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在做媒体。凭借在"南周"积累的才干与名气,他们获得的操作空间显然更大了。其中一些人显然已经功成名就,成为报业中举足轻重的诸侯。
朱德付1988年离开《南方周末》后,参与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并任副主编。后来与昔日的工作伙伴、好朋友谭军波一起进京,参加创办了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如今的《京华时报》俨然成了北京报业市场的主流力量。朱德付毫不掩饰"南周岁月"对自己现在的影响,他说,由于在广东学习和工作了多年,岭南文化那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勤勉刻苦,以及纯粹的商业精神让他受益良多;还有南方报业集团鼓励创新、崇尚正气、激赏才华的集体氛围也是在北京办报时的精神财富。
沈灏,这个看起来比较腼腆的北大才子,则已经成为著名的《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报系"的发行人,笑傲江湖。
谭庭浩于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将这份刊物在不长时间内操持得有声有色。
才女陈菊红,去哈佛留学,去年回到广州,接手国内著名政经杂志《南方窗》,任总编。
坚守新闻一线
2002年7月22日,李玉霄从《南方周末》辞职,在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半年,2002年底,与余刘文、杨海鹏等合作创办《外滩画报》,半年后,李玉霄再次离开,到《东方早报》,又辗转到《了望东方周刊》,2003年4月,在原南周上级徐列的邀请下,参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创办,现任南方人物周刊的主笔。上海办报的一些折腾,一度让人觉得李玉宵雄心不再。不过在南方人物周刊,李玉宵的文字再次焕发出光彩。
在那里,还有他的一个"师妹"刘天时,她擅长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写她的人物。
著名法制记者郭国松离开"南周"之后,曾经北上参与创办《法制早报》,然而,没过多久,便劳燕分飞。参与过该报创刊的一个记者介绍说:"从他做出来的那个试刊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位确实很有品位,他也很内行,一幅雄心勃勃的样子,同样,大家的情绪也被他点燃起来了,没有想到,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他就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说他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也不愿意妥协,于是决定离开。"
而在折腾了一番之后,郭国松又回到了南方报业集团,不过不是《南方周末》,而是《21世纪经济报道》,做高级记者。他说,我现在主要负责本报的评论专栏,一周一篇稿子,主题大多是公法领域的问题。感兴趣的时候,我也会做一点涉及法律制度变革的报道,基本不做常规性的报道。除此外,就是偶尔到一些大学做个讲座,谈谈法律或者新闻。这也符合他长期以来的追求:做一个学者型记者。
赵世龙,离开《南方周末后》到《广州日报》,继续"揭黑",因为广州戒毒所的事情受到生命威胁,甚至不得不在网络上留下"绝笔"。不管怎样,此事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因此成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年度风云记者。2004年10月,湖北知音集团请他到武汉,组阁《新周报》。赵世龙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一班老‘南周’人重建那样一份媒体的尝试"。《新周报》创刊初期猛料迭出。但是,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后赵便黯然去职。
目前赋闲在广州的赵世龙接受信报采访时介绍他的现状:"我前段时间在昆明,帮助做一份报纸,对方聘我做为主编,月薪2万五,但是我干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呆不下去了。主要是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假如仅仅为了钱,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前两天刚刚从北京回来。也是有一家媒体刚刚诞生,请我过去。这件事情正在谈。"
著名摄影记者方迎忠,离开周末后先后在广州日报和成都商报主持摄影部,在伊战和泰国海啸等重大事件中,深入险境发回现场图片,再显南周时代的风采.目前还在成都的他透露说,他可能还会回到广州.大概他想念沿江路上的酒吧了。
坚持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痛,对于杨海鹏来说,有真切体会。从《南方周末》辞职后,进入另一家媒体工作,在一次采访中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当他向总部求助时,老总的第一句话竟是不信任的一问:"你们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杨海鹏旋即辞职。
再次辞职后,杨海鹏与李玉霄等人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任副主编;2004年又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回顾多年的记者生涯,杨海鹏感慨:"现在的记者,不要再像黄继光一样拿着炸药包冲刺,而应该像狙击手一样,既打击敌人,又保护自己。"
目前,杨还未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但是,对于继续做记者,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转型媒体经理人的道路
孙保罗离开南周后,便迅速向媒体经理人方向转型。他出任发行人的《华夏WATCH》前后出版了十期,看过的人都对其酷似南周的新闻品格和装帧风格印象深刻。但后来因为投资商"诚成文化"涉嫌经济诈骗,失去资金支持而夭折。此后孙保罗还在〈家庭〉杂志集团做过出品人,现在也已经离职。目前在寻找新的项目,同时在中山大学教授深度报道。
因为《华夏》的定位是"职业新闻人的视野",因此网上评论将华夏停刊事件称为"职业新闻人的溃败"。孙保罗自己认为,《华夏WATCH》的失败,可以理解为"职业新闻人努力的一个项目的失败"可能更加贴切。一次尝试,一单合作,一个项目,一次冒险的失败,不能代表职业新闻人溃败了,因为溃败更多是指理想幻灭,对现实投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努力,感觉是精神层面的倒塌。
"而我自己虽然对自己艰苦努力的结果付之东流而痛心不已,但我的精神并没有溃败。反而这些坎坷中的熬炼,使我和合作伙伴们走向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资源,特别是经济的资源,而依附别人的资本来发展,受到"母体"的连带影响在所难免。"
不过,这件事情让孙保罗明白了,"绝对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
孙信心十足的表示,要办好的媒体,优质的资本是重要的基础。而媒体产业化的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就是"职业新闻人"的春天。
2002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编辑方三文正式离开。他先是在〈21世纪经济报道〉挂单,然后北上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又回到《南方都市报》任编委。期间的波折,是理念的冲突还是客观因素的不可抗?方三文说:"主要是合作中的一些元素发生了变化,使我对自己命运的把握感下降了。"
在《南方都市报》的方三文,主抓深度调查,"孙志刚案"等巨作问世与他有直接关联。
几个月前,方已经正式加盟网易,担任网站副总编辑。至于为什么离开纸媒去网络,方表示自己对网络的传播效果和市场前景,都非常看好。"在网易几个月的工作经历,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加强了我的信心。"
被其好友余刘文形容为对传统媒体"过度焦虑"的方三文,表示自己不会再回到纸媒体了:"在网络媒体干过的人,都不会再回去了。"
余刘文现在在南方都市报任行政总监助理。主要工作方向是报社增值的服务和产业。比如网站、图书出版和报社品牌推广活动。
余刘文告诉信报记者,他在离开《南方周末》之后也曾有一番独立创业的打算。他曾经到过重庆,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可是完全没法适应,无法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人,老是在一些事情上较真。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媒体。
后来余刘文与几个原《南方周末》的同事一起去上海参与创办外滩画报。但这一批以做硬新闻见长的人,在上海滩的风情中总觉得格格不入,气质上难以融合。后来程益中力邀余回《南方都市报》,于是回到广州。
但是这个已经在开始转向媒体经理人的记者仍然没有忘情于自己的记者角色。他对中青报的卢跃刚、李大同这样终生不搁笔的新闻人抱以敬意。他说,中国的国情,现在很难产生象西方国家那种职业新闻人,四五十岁还在做最牛的记者。不过这种状况一定会有突破。"至少我个人,随时有可能再拿起笔来做个记者。"
谭军波于1996年10月从《南方周末》编委调至《南方都市报》任副总编辑。他痛感发行对产品的负面影响,毛遂自荐抓发行。此后他又先后北上西进,在《京华时》和《重庆商报》做发行人。他自认为做产品的人干发行,比许多不懂采编的发行人有优势。"我可以站在比较高的视点看待发行问题,并实现采编与发行的整合。当然,我觉得我骨子里依然是文人,当总编也不会差。"
谭认为,中国的媒体发展一般会走秧歌步:进两步、退一步。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尝试着作职业报人或传媒经理人在传媒江湖上行走,会遇到许多挫折,吃过不少亏。所谓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但能走出这一步,足以说明中国传媒的进步。
在谭看来,国内报业不缺理念,缺执行,缺具有职业理想的操盘手。
〈南方周末》的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导致一些梦想功败垂成的例子比比皆是。谭军波认为,作为职业新闻人首先要学会融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团队,陌生的文化,然后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理想。
在重庆一年多,谭最大的感受是重庆的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弊端在于不认真理,只认"兄弟伙";不认外来人,只认自己人。当然,重庆人直爽,斗争表面化,还是挺痛快的。重庆去年底至今年,是中国报业的亮点,因为这里竞争最惨烈,遗憾的是年尾步入"深圳现象"。作为个人来说,谭最大的遗憾是自己服务的纸媒还没有达到理想中的强大。
现在谭已经从重庆商报离职赴《上海证券报》任副总编,主管发行、广告和专刊,"乐在其中"。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江艺平退休:一个时代结束但新闻理想薪火相传
一个人的时代
至2013年,江艺平57岁。从1996年接替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至2000年1月江艺平调离南方周末,这5年,被人们称为江艺平时代。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说,当时的报道和评论,现在看起来差不多发不出来;当时可以表达对政治的建言和对国家的忧思;当时可以提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当时报道中国的事情,都不算"异地监督";当时的异地监督都不需要偷偷摸摸;当时都是坏人怕媒体,而不是媒体怕坏人。
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充满了敢言的报道:为案件中受冤屈的弱者代言,《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1998年);关注基层农村问题,《农民发誓告倒公安局》(1997年);最早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艾滋病在中国》(1996年);为拐卖妇女代言,《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为城市农民工代言,《周立太代农民工泣血上书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
通过这些报道,《南方周末》树立起了"新闻界良心"的标杆,提高了公信力,开始被读者誉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对于这一时期的《南方周末》报道,江艺平在1999年《新年献词》中的一句话可以准确概括: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在这样一个时代,江艺平所做的事情,无疑是令人景仰的。左方说:"《南方周末》是我栽的树,但是在江艺平手里开花结果。"
薪未尽,火已传
谭军波将江艺平领导《南方周末》时期称为鼎盛时期,不单指这份报纸优秀的报道内容,它还开创了真正职业化新闻操作路径,更培育了无数优秀的传媒人才。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时代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周浩曾经是《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现在已经是国内纪录片界著名人物。他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如果不是做主编都不好意思提。
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聚集于此,也会有无数人离开这个大院,他们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去,然后落地生根,让南方的精神薪火相传。
不为谋官,所以平等待人
2010年,江艺平在其专栏"故人如故"中写道,有平等的理念,有宽厚的胸怀,才有宽松的环境和人才辈出的局面。在南方报业的传承中,这无疑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情愫,也形成了优良的传统——给谋事的人以做事的空间;让谋事的人把事情做成。
平等待人,是江艺平为人处事的原则。
《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说他听过一个段子:江艺平的司机"报怨"他没工作了,领导不要他了!意思是,他的领导经常坐公交车。"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即便只是个传说,那也就是江艺平的故事。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平实得就像报社大楼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碰到的工友。她说话的语气平静而谦卑。她的力量蕴含在这平实中。"
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任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1998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江艺平从不隔着障碍物跟人说话,她总是与对方并排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平等地进行交谈,哪怕这个人是她的下级或者明显有求于她。在她看来,平等不仅仅体现在那些所谓的大事上,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把报纸做成事业,是一种幸福
1984年南方日报的老社长黄文俞告诉报社的一位副总:她的作品我不看名字也能认出来,这是南方日报有史以来最有才气的女记者,并叮嘱报社领导不要让她去当官。这名七八级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女进到大院后,写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评论,黄文俞看了非常欣赏。
女记者知道后非常激动,专门让老同志带着去拜访了黄文俞。黄把自己多年的办报经验总结了几点,其中有一点就是"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宠辱不惊"。
左方也看中了江艺平的才气,他想邀请江艺平来《南方周末》工作。他去要人,对方说你不要开玩笑,我们怎么舍得放自己最好的人给你。
此时的左方还在努力办着《南方周末》,他试图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这份发行了26年的周报,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它1984创刊时,并不像日后那样显得厚重,反倒是娱乐味道十足,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诚如何三畏的所说,"事实上在九十年代知道《南方周末》之前,我不正眼看报纸,有时在厕所里,看到一张被踩在地下的臭不可闻的报纸,蹲着看几眼,出来跟别人讲个笑话而已。"
江艺平任南方周末主编前,这本当时最赚钱的周刊正在转型,从娱乐大报向新闻大报进化。在江艺平任上,南方周末才达致最鼎盛的时期:从娱乐性的地摊报,演变为启蒙众生的严肃新闻纸。
在江艺平时代,最为人们所铭记的是其新年贺词。
在1999年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中,"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被人们所铭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被人们用以相互鼓励;在2000年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中,"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成为世纪末的祝福。
看到江艺平将退休的消息,西安外国语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黄建友发微博称,一张新闻纸,两份元旦献词,塑造了我学生时代的新闻理想。依然清晰记得的头版上手写体"江艺平",如今成为时代的背影,再见,那个金灿灿的时代,再见,我的青春梦想。
江艺平说,做报纸的人,能够把职业做成事业,是一种幸福。
正如何三畏所说,离开让她幸福的事业是好事。江艺平已经做到了最好。现在,退休才能做到更好。她有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思考需要写下来。退休一定更利于她的思考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