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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式政治参与:对话的新形式


2014年11月07日 ⁄ 共 3058字 ⁄ 字号


从近年引发巨大“围观”力量的话题来看,除去娱乐性围观,大多数话题都是围绕公众人物、公共政策与管理、社会道德等领域的负面新闻展开的,表现出个人话语与政治参与结合的特征。事实上,中国人似乎对政治总是抱有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情。网络技术特别是 Web2.0 以及社会化媒体的深入发展,为社会民众建构了一个自由表达的虚拟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在博客、微博、BBS 论坛、播客、即时通讯、微信等 Web2.0 以及UGC(用户生成内容)平台上自由言说, 互动表达,并逐渐催生了一种参与政治的新形式――围观式政治参与。

围观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利用互联网以及相关技术,围绕一定的社会事件或者话题,虚拟群集,通过或话语讨论或转发跟帖或人肉搜索或打酱油式旁观等围观形式,提供信息,表达见解,以实现议政的网络活动。围观式政治参与不同于体制内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冲浪” ,而是通过点击率、跟帖数、转发量等指标显示围观参与,通过围观数量的累聚形成网络群体意见或者网络舆论,以影响社会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参与新形式。当话题具有强烈的关注度和争论性时, 容易产生强大的“围观”力量,在网络上形成议题设置或者引发传统媒体的互动,并以强势姿态引发社会关注或“共振” ,甚至影响社会政治决策 ; 当话题平淡并不具有争议性时,往往形成不了大规模的“围观” ,只能在“无聊”中走向虚无。

应该说,网络围观依靠网络“话语”的释放和聚合的力量,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文化权力关系,它一方面释放了民间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压力和矛盾的减压阀 ; 另一方面也群聚着社会意见和态度,具有社会舆论的特征,发挥着政治参与的作用。

围观式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话语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话方式” , 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的构成之产物” 。基于中国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两个相对独立但有时又相互交错的话语体系:一是官方话语,二是民间话语。官方话语指的是处于权力结构中的政府组织、官员以及主导的媒体表现出的代表政府或领导阶层立场,体现政府或领导人意志和意向的语言,具有政治性、宣传性、导向性等特征 ; 民间话语则是代表社会大众的立场,体现社会民众的情绪、利益与诉求的语言,具有草根性、多元性、利益化、非理性等特征。在威权政治时期,民间话语的公共传播空间往往被官方话语所挤压和遮蔽,以致在公共领域难以真实地 “自我言说” , 只能在民间 “窃窃私语” 。我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利益主体以及价值观日渐多元,而数字化媒体的自由、匿名、互动、便捷等媒介特征,使民间话语在虚拟的网络这一公共领域找到了“发声”的通道,于是,一哄而起,自由言说,众声喧哗,与官方话语展开了或互动或博弈的对话。

对话,按照巴赫金的界定,就是同意、反对、争论、 驳斥。巴赫金认为, 对话能够彰显人的存在。在提倡和谐、沟通的当代社会,对话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而被普遍运用。在围观式政治参与中,网民不仅仅是看客,还是民间话语的表达者, 他们往往会按照自身的生存状态、 权力诉求、社会想象等对信息进行解码、编码和表达,因此民间话语的建构及其效能,体现了民间意识与多元价值,并不是虚妄的噪音,而是意见的表达,这需要在与官方话语的对话中重新解读。

一般而言,民间话语对话官方话语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 一是揭露与驳斥式。揭露驳斥是针对官方对信息的控制策略以及政府官员的“雷言雷语”而采取的对抗性策略,主要指社会公众通过人肉搜索、信息举证以及摆事实、推论等方式揭露或者反驳官方话语的遮蔽或荒谬之处,以达到暴露、批评的目的。民间力量是巨大的,民间的“揭丑”式暴露往往会由于专家、草根记者以及知情人的参与,而得到真实、客观的呈现。不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有些民间话语的暴露源于个人的印象或者想象,体现出民间话语的主观性和非理性特征。 “SARS 事件” 、 “孙志刚事件”等都是因为民间话语而揭开事件的真相。二是抵触与反控式。抵触是对宣教性话语的反拨,它往往通过恶搞、讽刺、反语、造句等起哄方式来解构或者诠释话语霸权 ; 反控则是针对删帖、滤帖等网络控制而采取的翻墙等反控制策略来消解,阐

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的一种方式。三是肯定与补充式。肯定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的认可与赞同,补充则是对官方话语的扩充与完善,这种方式体现出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在某些方面,比如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社会道德等,具有一致或者合作的一面,这也为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有效互动提供了可能。不过,从内容和话语表达形式上看,网络围观中的民间话语表现更多的是对抗。

有效互动 : 良性的对话策略

围观的民间话语,往往体现出对官方话语的抵制、消解或者重构。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有效互动,离不开政府及官员的观念转变、网民的自律以及制度的保证等。

在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有效互动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的是政府及官员,这要求政府组织及官员转变观念,通过与民间话语的有效对话来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很多官员对新媒体还带有恐惧心理,甚至“谈网色变” ,希望通过删、堵等方式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实际上,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无法遁形,以往依靠政治权力和人脉关系来“堵” “捂”不但难以奏效,还往往会加速事件的曝光与围观,甚至事与愿违,导致谣言、小道消息满天飞,最终陷入被动局面,损害政府公信力。为此,政府组织及官员 : 一要强化自身形象建设,提高科学管理能力,消除社会公众对自身的“刻板印象” ; 二要把握社会化媒体自由、匿名、互动等媒介特性,辩证看待网络围观的民间话语,维护和保障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 三要加强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加强与民间话语的及时、有效对话,构建和谐、理性的交互模式,共同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社会化媒体在赋予社会大众更多权力的同时,也给予了更多的责任,这要求网民要强化媒介素养,加强自律意识,担负起理性传播的责任。虽然社会化媒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但过分、非理性的网络围观往往会引发政府的控制与管理。因此,在每个人都是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社会化媒体时代,网民应该强化自身的媒介素养和自律意识,珍惜媒介赋予个人的权力,理性表达、理性批判,从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赢得更多的话语表达权,促进社会民主与发展进程。

加强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是实现两种话语有效互动的保障。制度是社会有效、有序运作的前提。就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而言,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对散布谣言、侵害国家和他人权利、非法集会等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网络传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国内很多法规、制度还没有与时俱进,这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网络社会的有序运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在制定法制时,应倾听网民的声音,确保法律制度有助于保护社会民众的权益,而不应该一味地去限制、防范网民的网络行为。

网络围观式政治参与,是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对话。社会心态的失调与错位、执政者对社会化媒体认知的不足和传播技能的缺乏,以及二者的互不信任,是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互动对话较少而博弈抗争较多的原因。在媒介生态变迁的背景下,这种互动博弈还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 民间挑战――政府回应――解决应对――再挑战――再回应――再解决应对……在民间话语对话官方话语的过程中,无论是话语表达还是行动实践都会可能面临一些积极或者负面的影响,但也会逐步做出调整。不管怎样,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组织与官员需要调适,网民需要自律,这都是当下以及未来不争的趋势。我们相信,随着二者调整深度和广度的递进,中国社会必然会走向更为民主与和谐的路途上去。 (蔡之国 余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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