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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采写中要培养问题意识,找到准确落点


2014年11月11日 ⁄ 共 4536字 ⁄ 字号


社会事件、经济新闻、法治热点、政策变动,不同的报道领域所能引起关注的新闻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如果报道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反思,无疑是有价值的。这样的报道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需要记者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分析,加以理性判断。

结合我的一些实践体会,下面以教育报道为例探讨如何在新闻采写中培养问题意识。

关注改革大方向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规模,从小学到大学一共有2.2亿名在校生,1400多万名教职工,整个中国教育正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教育的供求关系和教育内部、外部的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学龄人口持续减少(10年间减少1/4),同时,国家教育经费不断增加,各级各类教育关系日益宽松。有人认为教育报道大都是常规性的,一年一周期,只是不断反复而已。其实不然,教育触及多方利益,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各种改革进入深水区,对教育整体状况的不满、教育改革的利益分配,使矛盾和争论变得集中。

客观来说,教育改革在我国众多改革中,一直处于滞后位置,小碎步前行。相比经济体制改革、住房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长期以来,教育改革一直温吞在后,很多改革也只是“皮毛改动”。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教学方式、考试制度、升学制度,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从城市到乡村,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人们对教育问题有诸多不满,“中国教育病了”的声音不绝于耳,受教育者用脚投票不断增多,在家上学纷涌出现,出国“低龄化”纪录不断被刷新。

因此,在这种现状下,教育报道的领域更为宽阔,可供思考探讨的问题更加多样。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核心内容就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更具体的改革目标: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这些具体的内容都是从事教育报道的记者要密切关注并深入思考的。

这几年,我着重关注了几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课程改革。2011年,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推行的第八次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10年来,新课改实施的现状如何,教师对新课程体系如何评价?他们对下一个阶段的推进有哪些建议?带着这些问题,我到山东、河北、山西、吉林等多个省份实地走访中小学,到课堂当中去寻找答案。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了课改给中小学课堂带来的诸多活力,更发现了在实施新课改中,各地诸多由下而上自发、因地制宜、卓有成效的尝试。《只上半天课,高考录取率不降反升》是写山西新绛中学只上半天课,给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但高考成绩几年来持续上升;《山西基教“刮骨疗伤”把课堂还给学生》描述了山西整体推进学生自主课堂的全省改革;《吉林通榆:农村学生从城里回流乡镇》则是写中小学城乡建设标准统一,师资统一配置,使原来外流的学生回乡就读。此外,针对课改还提出一些独立观点,比如《十年课改说成败》、《假课改应付不了考察能力的高考》……在到各地农村实地走访的过程,也发现了农村撤点并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写了《农村学校还需什么?》、《没了书声的村子丢了魂》等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在教育系统内部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应该说归功于带着问题去采访、思考、写作。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还把其中的思考写成评议,让问题的提出更加有的放矢。比如《改革有骂声是常态》,是对目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前段教育部提出要把600多所大学变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后,各个利益群体对同一个政策出台的不同反映和态度做了客观分析。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之前,各类媒体开始寻找选题。但我注意到,相对于法制、经济领域,关注教育领域的同行普遍感觉难以聚焦,无论是媒体还是网络,有关教育的内容不多而且平静。反观过去几年,教育在两会上一直是一个热门词。于是我写出评论《教育无热点是好事吗?》,提出这是公众对教育改革失去信心的一种表现。教育政策调整触及各方利益,有争议很正常,公众对于政策调整的漠然,对于政策可持续性的怀疑,才是更加可怕的现象。因此,与其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暗流涌动,还不如公开争论,让公众开放表达。

时刻注意新进展

时刻注意教育领域新进展,这与具备问题意识不仅不冲突,反而密切地正相关。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正是在教育问题基础上的破和立。在家上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目前,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他们认为目前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效果、评价手段等多个方面都不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不能高速有效地吸收到有用的知识,不能掌握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学习方法。于是,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私塾、学堂。

前几年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云南等地存在大量在家上学的个案。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小学、初中乃至高中,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父母在家教孩子,亲戚朋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一个区域的孩子共同学习,形成小规模的私塾、学堂等。其中有些已初具微型学校规模。

《在家上学――逃离批量生产》一文2011年9月份在《中国青年报》刊出后,引起各地多家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挖掘和追问,甚至可以说引领出一个报道方向。也促使我继续对这一新的教育现象深入研究。之后,写出《在家上学挑战学校教育》、《为何父亲高举在家上学大旗》、《美国大学愿意接收在家上学者》等。并于2012年出版了对这一教育和社会现象的整体描述和思考专著《在家上学――叛离学校教育》。

在相关文章和书中,我不是仅对在家上学做出描述,而是力求找出这一现象产生的背景缘由,产生的现实条件是什么,什么样家庭的孩子合适在家上学,在家上学的家庭会遇到什么问题,网络时代对在家上学意味着什么,等等。对于逃离、叛离学校教育,我也不是简单地赞成或者反对,而是在许多文章中一再强调,学校教育仍然是主流,在家上学是教育多样化的补充。我关注在家上学,是想为充满困境的学校教育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之道,包括个性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生活教育等目前学校教育所缺乏的。

细致观察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教育报道的问题意识不仅存在于对改革大方向的质疑和思考,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的教育教学之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教育观念和意识之中。

《不谈教学还谈什么大学》是我在这几年与青年教师接触,观察他们的一点思考。因为我参与有关青年学者、大学教师成长的论坛沙龙时,听到的主题词无外乎是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论文影响力、学术水平,而至关重要的教学和教学质量在这些场合却听不到。

这是为什么?是高校以论文和科研成果的考核造就了不谈“教学”的高校生态,还是高校青年教师本身的唯科研观,让他们漠视对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培养?

经过分析,我发现这两方面原因均有,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各类考核都直接跟科研成果挂钩,做科研、发论文是教师的“主业”,不好评估的教学工作变成了“副业”。特别是研究型大学,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就是青年教师本身一味追求成功、成绩,而失去对本职工作的追求。

在去年第29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教育部授予10名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光荣称号,在获此殊荣的10人中,有两人来自职业院校。但是这让人马上联想到,长期以来,职业院校教师很少进入公众视野,亮相媒体聚光灯前,140万名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其实并没有受到与其他类别教师一样的尊重,甚至是待遇。《尊师重教莫分类别》就是在这种联想与思考下产生的。我希望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国家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人才的看法逐渐理性,社会会逐渐认同能力而非学历。职业院校会越来越受到青睐,职业院校的教师地位自会提升。当然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工资待遇、职称,更需要人们由心底而生发的敬重。

多思考有关的社会问题

教育公平、受教育权利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既是教育政策本身的问题,也与很多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相关。

2013年9月,甘肃张家川少年杨某因在网络上发帖质疑一人死亡原因而被当地警方刑拘,后被撤销释放一事,引起热议。什么样的网络言论构成寻衅滋事、妨碍社会管理秩序,少年在网上发布言论,到底该受到何种约束,都是值得考量和探讨的话题。也有人提出,对于这名少年不要过多关注和溢美,更不能对他的勇气和质疑胡乱捧杀,这些都是理性、善意的提醒。但是,我所想到的是不该忽略这个少年在京的求学经历。

从各种报道中可以梳理出杨姓少年的读书经历。因为父亲在北京开拉面馆,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在北京上学,因为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上到初二只好回乡。虽然在北京住在租来的地下室,但在北京长大的少年,不愿回到故乡县城。有这样人生经历的少年,自然比同龄人更能感受到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巨大差距。为什么要和同学分离,要和熟悉的城市分离?这无奈背后是什么样的现实和政策?被迫返乡的小杨,是势必要追问的,他显然更关注时事,更关注教育公平。

由此我写成《不要忽略张家川少年的返乡经历》一文,主要提出如下建议:预防危机的良方有许多,教育公平是其中之一。教育既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又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促进剂,让“打工子弟”在父母身边接受公平的教育,不能成为一批又一批儿童的奢求。

《中小学生自杀数据不应是研究禁区》也是这种横向思考的结果。2014年5月23日,温州平阳中学一名高三学生跳河自尽。而两个多月前该县一名高三男生跳楼身亡。新华网的报道对2008年至今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进行了梳理,发现平阳县这几年已发生7名中学生相继在校园或家中跳楼、坠楼和跳河事件。

到底每年有多少中小学生自杀,放弃花季生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好像一直没有公开的数据。再一次感叹年轻生命消逝的同时,我注意到,在刚刚出版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中,有一篇《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对2013年媒体上全年对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进行统计,共搜集了79例。通过分析,发现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自杀率开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在中小学阶段男生自杀现象较为突出,比例高于女生。

但是此篇文章面世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对于中小学生自杀“根本原因在于高度应试的教育制度”的结论不太认同,认为缺乏数据支撑,并提出研究学生自杀要注意方法。

我进一步了解到,《2013年全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调查》的研究者正是出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生自杀问题讳莫如深”的苦恼,只好选择对媒体公开报道进行统计分析。

在《中小学生自杀数据不应是研究禁区》一文中,我提出:中小学生自杀数据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应有权威数据,以便研究者们及时发现和研究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寻找到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尽可能避免自杀悲剧的发生。

因此,能够带着问题意识去采访、写稿、思考,一定能有精彩之文面世。这其中,需要具备“四个有”:有全局意识,才能提出问题;有反思精神,才会提出问题;有一定勇气,才敢提出问题;有理性判断,才善提出问题。我想,这四点,不仅适用于教育报道,也适用于所有的报道领域。

(李新玲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记者部副主任)

来源: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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