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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路在何方,党报转型压力更大


2014年12月08日 ⁄ 共 3457字 ⁄ 字号


近年来,面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传统主流媒体动作频频。

2010年,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光明云媒问世,学界称之为真正意义的电子报纸。2013年,新华社推出集成报道《“三北”造林记》,融文字、图片、视觉化图表、视频等表现方式为一体。2014年,人民日报社“两会e客厅”栏目启动,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报道两会热点话题。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光明日报社调研时强调,要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大力培养“全媒记者”“全媒编辑”,生产“全媒产品”,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报纸。

主流媒体在推进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品牌优势、创新产品形式,开发“融合新闻”?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新媒介’环境下的报纸发展趋势和转型研究”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

融合时代的媒介融合

记者:您对国内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尝试有何评价?国外媒体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王君超: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既可以说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微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融合时代”。不管在业界还是学界,“媒介融合”都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诚如美国媒介分析家亨利・詹金斯所说:“不管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已经身处融合文化之中。”

近几年来,我国的媒介融合实践开展得如火如荼,学界更是先行一步,2004年即将美国的“媒介融合”概念引入国内进行探讨,为我国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前瞻性的理论支持。2005年8月,新闻出版部门开始启动“数字报业”计划。此后,我国的传统报业经历了报网融合、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工程、全媒体数字复合出版系统、跨媒体融合等探索,直到今天报界基本普及了二维码、法人微博、微信公众账号和报纸客户端(APP),还出现了“云报纸”等比较高级的融合媒体形式。但是总的来看,现在国内报纸的“媒介融合”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二维码、APP式的“融合”实际上是媒介内容的“平台转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旧媒体“水乳交融”。

美国的媒介融合实践开展较早。2000年,位于美国坦帕市的“媒介综合集团”将旗下的报纸、电视、网络集中到一个楼上办公,成立资源共享的“坦帕新闻中心”,中心的记者在不同媒体之间“自由切换”。与坦帕新闻中心的“人与平台”融合相比,“融合新闻”则是一种“新闻产品融合”。比如,获得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的大制作《雪崩》、由两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主创的《华盛顿邮报》“TSA”报道(《头号美国机密》)以及英国《卫报》对“棱镜门”的报道。

记者: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媒介融合”“集成报道”“全媒体”“融合新闻”等各种概念,应该如何界定?

王君超:“媒介融合”是一个大概念,指的是各种媒介形式、媒介产品和媒介从业者的汇流;“全媒体”是指在多媒体环境下的媒体协作方式;“集成报道”和“融合新闻”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产品形态的描述。

“全媒体”的提法,在国内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的实践最为知名。它指的是运用多媒体集群优势和统一的编辑平台系统,对新闻资源进行“梯度开发”,从而使新闻内容在多媒体平台得到差异化的呈现,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

“融合新闻”是指“媒介融合”背景下,融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超链接以及GPS位置信息等多媒体产品形式的新闻形态。它是媒介融合的“终端新闻产品”。它与传统的新闻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是单一形态的新闻,而是实现了文字、图片、视频、背景音响、位置信息等的融合,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新闻现场,给受众提供全面的新闻和背景信息,尽量多地满足受众的听觉、视觉和心理需求。

“集成报道”属于广义的“融合新闻”,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化零为整,变分散为集中,实现不同形态的新闻文本的有机组合。比如,带有“多文本附件”的“微博新闻”就可以划归“集成报道”。

什么该变,什么不该变

记者:您认为规范的融合新闻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君超:作为新闻的一种形态,“融合新闻”改变了传统的新闻定义。它不再是“易碎”的,而是“弹性”的(可实时更新、发展);不再是单一的,而是集群的;形态上不再是整齐划一的“通稿”,而是“随物赋形”的“变形金刚”;生产过程不再是一兵一卒单打独斗,而是“各兵种协同作战”。现在见诸报刊的融合新闻案例,基本上都是耗时费力的“大制作”,凸显了后期制作、部门协作和专家队伍的重要性,与过去“编采主导”的新闻生产模式判然有别。

但是,上面提到的一些案例也并非所有融合新闻的标杆。因为无论新闻定义如何改变,如果缺少时效性,新闻就失去了意义。突发新闻肯定不能像“雪崩”和“TSA报道”那样,耗费一年半载的时间去制作(前者策划半年,后者花在研究上的时间接近两年),也不可能随时组建起一支专家队伍。对于突发的事件性新闻来说,能在“时效”第一的基础上,尽量提供现场音响和图片、视频就算达标了。从我国媒体现有的融合新闻来看,多媒体文本集成的多、真正实现有机“融合”的少;各种文本内容同质化的多,互相补充的少。

记者:传统媒体及其采编人员在观念上、技术上应有哪些转变?

王君超:首先要确立“融合”观念,光有“互联网思维”是不够的。开发“融合新闻”,重要的是确立“融合思维”,摒弃“分离式思维”。

其次要加强“技术修养”。“融合新闻”体现了编辑的“集成”角色,突出了新闻的技术含量。正如技术界的一个典故所说:“画一条线值1美元,知道在哪儿画线值9999美元。”尽管视频制作、数据挖掘和数据视觉化的设计仍然需要专业人员“操盘”,但编辑至少应该知道“在哪儿画线”,才能通盘把握融合新闻的呈现与传播效果。

记者:现在不少传统媒体网站、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形式同步推进,是否应该分清主次?未来的趋势如何?

王君超:当前各种新媒体产品眼花缭乱,给人一种“一哄而起”“跑马圈地”的感觉,总的来看处于一种“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阶段。须知“人有我有”的做法属于同质化的竞争策略。打开法人微博,“亲”“你造吗”声声入耳;刷新微信公号,“心灵鸡汤”“醍醐灌顶”;点击新闻客户端,除了“标题党”就是炒烂的热点新闻……也许这种打“组合拳”的竞争策略对抢占市场不无益处,但对品牌影响力的贡献却不敢恭维,远不如“五指并拢”“握掌为拳”――专注打造一款具有独家优势的“拳头产品”。

内容与渠道

记者:您曾经给《中国报业》写过一篇题为《未来报业何者为王?》的文章,提出“内容、只有内容,才是‘报业泰坦尼克号’的自救之道。”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您为何强调“内容为王”?

王君超:在社交媒体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传统媒体时代“渠道为王”的说法再度高涨;“关系为王”的说法也有很多拥趸。但我认为,不管哪个“为王”,哪个“为后”,无非“各呈一时之秀”,内容才是最后“王者”。尤其是在当今搜索引擎主导信息获取方式的时代,内容才是媒体竞争取胜的法宝。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传统报业在转型时发挥“内容见长”的优势。即便未来纸质报纸消亡,也仍然可以做好“内容提供商”。

记者:在报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如何保持?新媒体转型会给当下的媒体竞争格局带来什么变化?

王君超:一些人反对“唱衰报纸”的原因,有对报纸感情的因素,有对报业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不准的因素,还有对报纸品牌消失的隐忧。实际上,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不仅不会在报业转型过程中烟消云散,反而会“借壳还魂”,增加无形的品牌价值资产。因此,比起大部分缺少品牌优势的“网络原生报”,那些在纸媒竞争中失去竞争优势的传统媒体,应当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重塑品牌形象。“长尾霍霍”,形势逼人,晚改不如早改,否则“晴天不肯去,只待雨淋头”。

任何改革与转型都会改变现状,但改变总是意味着生机、活力和“无限可能”。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也是这样。4年前我就在一个媒体高峰论坛上提出:如今的“新媒体格局”呈现出“新旧媒体融合、行政与市场博弈”的景观。现在看来,这种融合局面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未来几十年内,由于移动终端的长足发展和传统媒体受众的流失,大规模发行的日报会逐渐萎缩;网络电视的发展也会削弱传统电视的影响力。我国虽然有自己的国情,但是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世界媒体发展趋势之外的“孤岛”。

传统的党报为了在“两个舆论场”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就要未雨绸缪,利用品牌影响力和内容生产的优势,主动转型和“变身”,在新的传媒格局中继续发挥领衔作用,继续成为我国新闻传播的主渠道。(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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