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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公权和那些与新闻业擦肩而过的人


2015年01月07日 ⁄ 共 1582字 ⁄ 字号


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抗战时期曾经在中国战区服务过。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说:“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时,历史学是最热门的学科,最优秀的学生都想进历史系。大众也都爱读历史书籍、历史杂志。”“最热门”、“都想进”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些风貌。实际上,现代史上还有个学科或专业,也曾经风靡一时,吸引了不少中国年轻一代特别是留美学生们的目光,这就是――或许有些出人意料――新闻学!

以研究政治思想史而闻名的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中详细回忆了自己和新闻业从偶然结缘到擦肩而过的历程。清华肄业后,他躬逢“五四运动”之盛。当时运动的潮流逐渐由北京城内各大学冲击到郊外的清华。学生联合会议决“发行日报,以利宣传”,由北大清华两校各推代表,共同办理。“为避免政府干涉起见”,又决定以天津法租界为编辑和印刷的地点。清华方面决定由高等科三四年级同学推举代表。开会时,四年级的同学几乎众口一词,表示他们不久必须离校到上海去办出国手续,不适于留在京津负责办报。三年级的同学也表示因种种理由不能留校。结果不打算他去的,只有四年级的桂中枢、三年级的李干(家在北京)和已经肄业的萧公权(计划留校读书)。于是他们三人便被推为清华的代表,与北大代表去天津合力办报。

到天津后,萧公权等在法租界一个小旅馆租了几间房,作为编辑部和“记者”们的宿舍,又找到一家印刷厂来印报。两天之后,每天一张的《民钟》日报居然出版了。内容略仿普通日报,只是篇幅较小,但也包括时评、社论、新闻、小品文字和广告等栏。来自清华的三人“夙兴夜寐”,分头去采访有关的新闻,撰写评论,编排报页,送稿付印和校对印稿。谁能做,就尽力去做。而合作者中惟一来自北大的周君,“似乎以社长或主笔自居,但既不肯轻于下笔,又不屑于做送稿校对等琐事”。午后还往往外出,深夜才回旅馆。有时萧等清晨校稿回来,他还在高枕安卧;但就是这样一位,倒“很喜欢评论我们的工作,讲得头头是道。我们一面洗耳恭听,一面各尽所能,倒也相安无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钟》居然能够按日准时出版,不误发行,不能不说实在是难得。该报由天津学生会派人负责发行,在北京天津两处分发。北洋政府不久就发现了这张“地下”报,并向法国使馆和法租界当局交涉。于是该报问世不到一个月便被迫停刊。萧公权参加“五四运动”和“报馆”生活的尝试,由此也告结束。

昙花一现的《民钟》不过是“五四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时过境迁,早已被人忘怀。但短期做过冒牌记者之后,萧公权自谓不知自量,对于办报发生了兴趣。于是1920年被派赴美留学时,他选择了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是后来给大公报发奖章的那个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如果不是后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无冕之王”而决定肄业,改学哲学,萧公权说他“很可能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名小卒”。倒是桂、李两位,到美国后都学了新闻学,并且先后得到学士荣衔。“他们是有志竟成,我却知难而退。”萧公权不胜感慨。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和萧公权一样,曾经怀有新闻报国之志,但又最终擦身而过的人,还有不少。比如吴宓,留美时也迷恋过新闻学。而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蒋廷黼,其经历更为曲折:赴美之初他还希望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但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突然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仅是表面的,无法深入”,只能随波逐流,迎合时代。乃于1919年秋放弃新闻而改修政治。因为要想左右政治,就必须懂得政治,为此必须专攻政治科学。但是不久他又觉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继由新闻转入政治后,他又从政治转向历史。尽管这些人最终都与新闻业擦肩而过,但回顾那一代人的专业选择,不论最初选的是新闻、政治,还是后来选了历史或其他学科,他们都是希望借此来更好地报国、救国,此志则终生未泯。(作者刘宪阁 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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